作者：余斌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對于學生應該讀什么、如何讀、又為什么要讀名著經典的問題，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余斌說：“應試式的讀書是被迫讀書，理想的讀書狀態是自發的。現在的情勢下，要完全進到自發狀態，不大現實，我只希望能讓學生的閱讀中多一些自發的成分。”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讀什么

- 從容易“得趣”者入手 -

“我們那一輩人幾乎沒有正常的青少年階段的閱讀經驗，因為根本沒書可讀，讀書完全是野蠻生長狀態，鉆頭覓縫逮著什么讀什么，書目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上大學以后讀的，很難懸想少小時閱讀，會是什么效果。”

不過，在與學生的長期交流中，余斌發現，想要養成閱讀習慣，開始時能否“得趣”很重要，因此可讀性就成為選書的一個重要考量。

“籠統地說，這些經典可讀性是較強的：《湯姆·索亞歷險記》《魯濱遜漂流記》《寶島》《大衛·科波菲爾》《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紅與黑》《九三年》《當代英雄》……大體上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入手比較好。”

面對當下“碎片化”的閱讀趨勢，余斌坦言，閱讀質量的下降不僅在學生中如此，即使是教師也一樣。“如何改變，一言難盡。大環境之下，可以努力的，還是在提高學生的興趣這一塊。”在他看來，書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去讀。

“我以為，中學語文老師扮演的角色更關鍵。我從課上了解到，許多學生對文學經典的興趣，都是源于某位老師對某一本書的介紹。對很多學生而言，讀經典是索然無味、不得不完成的作業；還是一個津津有味的過程，往往取決于老師的講解帶給他們的印象。”

如何讀

- 有了同理心就會“感同身受”-

“硬塞到面前的書總是令人排拒，于是尷尬的局面出現了，越是強調讀經典的重要，聞者反而躲得越遠。”在余斌看來，名目繁多的書目，有時倒成了某種反向的提示。再加上不少老師為提高學習效率，給每部作品歸納出諸多“知識點”，更使得名著的閱讀變得毫無樂趣可言。“如此這般，名著已然死在‘知識點’下。”

如何打破這種尷尬？唯有一途，“就是擱置對經典的刻板印象，直接進入。”他指出，相當多的文學經典，在自己的時代，其流行之廣，可比今日的暢銷書。“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的欣賞在彼時的雅典，幾乎是全民性的；狄更斯、馬克·吐溫都是相當流行的小說家，《傲慢與偏見》則至今依然流行。無數中國讀者的經驗也可以證明，西方文學經典成了與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50后、60后、70后，將《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簡·愛》等書讀得津津有味、滾瓜爛熟的，大有人在，今日的年輕讀者從中獲得閱讀快感的，亦復不少。”

經典可以是有趣的，并不意味著閱讀的過程從頭到尾都那么輕松。“經典自有其嚴肅的一面，不僅因為它直面社會、歷史、人生種種，拒絕提供心靈雞湯式的撫慰，還因為經典面對讀者時有它的矜持與尊嚴。”在余斌看來，經典的閱讀路徑是你向它走去，而非相反。“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兒接受按摩式的被動閱讀是不行的，你必須調動自己進入狀態，進入情境，在自己與書中世界之間建立起相關性。”

有時候，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外國名著對讀者來說又多了一層困擾。但余斌認為，一旦有了“同理心”，這也不會成為障礙。“‘同理心’的基礎是共通人性，所謂‘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往根子里說，從古到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不同的國度、文化只是像舞臺上變換的布景。讀經典，布景變換可以帶來新奇感，發現書中人物和我們相通，則帶來更強烈的‘感同身受’的體驗。”

為何讀

- 經典的價值在于“無用”-

從1990年留校任教開始，余斌一直在教外國文學，多年開授《外國文學史》及《西方文學名著精讀》課程，備受學生青睞。幾乎每次上第一節課，他都會跟學生說，課，你們可以逃，考試能過關就無妨，但希望能好好讀幾本名著。“讀書比規規矩矩聽課會有更多的收獲，這是我的個人經驗。”在余斌看來，“文學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恰在于它們經過了時間的檢驗，超越了時、空的界限，可以讓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常讀常新。”

在余斌看來：“經典是無用的，而它的價值，正在其無用。”所謂“無用”，指的是放棄拿實用的尺度去丈量它。“閱讀的本義，正在閱讀本身，其他種種，都是從閱讀過程中獲得的愉悅與滿足之上疊加而來。而要讓讀經典變得愉悅，前提便是放棄有用無用的考量。倘若間接帶來了好處，那是無意中得之，賺了；假如就是讀了而已，那也要相信閱讀的愉悅，有它的自足性。”余斌認為，只有丟掉實用主義的雜念，才能開啟真正的經典、名著之旅。

源自 | 《北京晚報》，有刪改

轉自 | 中學生讀寫，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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