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一是20世紀海外最知名的中國作家之一，陳寅恪曾以“海外林熊”之句將他與林語堂并舉。他在1934年將中國傳統劇目改編為英文戲劇《王寶川》，曾被《紐約時報》譽為“中國莎士比亞”，小說《天橋》也被翻譯成多個語種。而在中文世界，熊式一的名字在很長時間里“消失”了。

近日，美國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榮譽教授鄭達為其所作傳記《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出版，讓他的故事呈現在更多中國讀者眼前。在近日的一場新書分享會上，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與羅崗從熊式一的傳奇人生出發，回望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界相遇的歷史。

(資料圖片)

毛尖與羅崗

“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雙語寫作值得大書特書。一是林語堂，二是蔣彝，三就是本書的作者熊式一。”學者陳子善在《天橋》的序言中寫道。1932年，30歲的熊式一赴英國東倫敦大學攻讀博士，與英國作家蕭伯納、巴里等人結交。在莎士比亞專家尼科爾等人的建議下，熊式一嘗試寫中國戲劇，創作了英文話劇《王寶川》。1943年，他出版長篇小說 《天橋》，被認為是他英文創作的第二個高峰。小說通過李氏家族的興衰展現了晚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巨變，向西方介紹彼時中國的現實。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回南昌探親的熊式一被困，最終帶著妻兒回到英國。1991年，熊式一去世，他一生幾經輾轉，直到2011年，骨灰被安葬在北京。

《熊式一》

“中國莎士比亞”

熊式一的《王寶川》由京劇《紅鬃烈馬》改編而來，保留了京劇的精髓，如虛實結合、象征手法、簡約的舞臺布置、左方上場右方下場等。從倫敦西區到紐約百老匯，熊式一的中國戲劇在當時引起了轟動。羅崗認為，《王寶川》的成功得益于“天時地利人和”，上世紀30年代，梅蘭芳將京劇帶出國門，讓西方看到中國戲劇，并受到歐美世界的認可，而熊式一精通中西文化，既了解西方人的口味，也知道如何在改編的同時保留京劇的韻味。

在《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一書中，有一張熊式一和梅蘭芳的合影，1935年5月梅蘭芳訪英期間，熊式一竭誠招待并陪他四處參觀，介紹認識了不少英國文化社會界的名士。梅蘭芳在倫敦時，恰逢《王寶川》上演200場，他也應邀出席觀看。

1935年5月，梅蘭芳訪英期間，熊式一竭誠招待 左起：美國歌唱家保羅·羅伯遜、梅蘭芳、熊式一

毛尖指出，和莎士比亞一樣，熊式一的很多劇本都有源頭可循，正如《李爾王》《哈姆雷特》《麥克白》那樣，熊式一的《王寶川》《西廂記》到《梁上佳人》也都有原型故事。與此同時，除了同為劇作家，熊式一和莎士比亞的人生經歷與個性也有相似之處，兩個人都經歷過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生，但都是談笑風云。“我們可以看到熊式一身上所飽含的這種時代的劇情感和戲劇性，在這點上，他的莎士比亞性還是非常強烈的。”

給西方人看中國故事

“《王寶川》進入歐美世界的時候，是進入了一個文化旅行，”毛尖說道。她將《王寶川》和《西廂記》作比較。在英文世界旅行的時候，《王寶川》的故事會比《西廂記》更受歡迎，西方人更能接受《王寶川》里改編后的情節，“進入西方世界的時候，對他們文本的接受其實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其實熊式一也拓展了現當代的一個研究領域。比如我們對《西廂記》的接受是這樣的，但是西方對《西廂記》的理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毛尖認為，如果以熊式一作為個案展開研究，探討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本的接受也是一個有意思的領域，“這也是今天我們可以重新打開‘中國莎士比亞’、或者說中國式莎士比亞的另外一個原因，不光是他的生平，還有他筆下的戲劇故事，在全世界的一個旅行，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羅崗指出，熊式一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對于用英語寫作，寫給西方人看。“他給《天橋》寫的序里面就講了，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是用英語介紹中國的，一種就是西洋傳教士，還有一種就是可以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他不想寫刻板印象里的中國形象來滿足外國讀者的獵奇，而是想盡可能呈現現實。如同鄭達在書中所寫，熊式一寫《天橋》，是為了“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另一方面，當時不少英美外交官來華，也開始希望了解真實的中國，而非中國文化里被異國情調化、被奇觀化的那一面。羅崗認為，熊式一的這種寫作也是“生逢其時”，當時他還當了BBC評論員，作為中國專家參與評述事件。

作為雙語作家，羅崗認為，熊式一的確應該被納入中國文學史，另一方面，世界文學中一直有雙語寫作，從這個角度來說，將熊式一放到世界英語文學的脈絡中，可能也會打開一個更開闊的視野。

拓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1945年，陳寅恪到英國牛津任教時，受到了同為江西老鄉熊式一的幫助。他曾給熊式一寫了兩首七絕、一首七律，其中一首絕句寫道“海外林熊各擅場，盧前王后費評量，北都舊俗非吾識，愛聽天橋話故鄉。”對此鄭達寫道，這其中或許有客氣的成分，不過熊式一對此非常自豪，還常常用毛筆抄錄送給子女。羅崗認為，陳寅恪對于熊式一尤為贊賞，其中當然包括對于家鄉江西的歸屬感，“‘愛聽天橋話故鄉’是一語雙關，小說名字叫《天橋》，寫的那個地方也在江西。”他指出，從中能看到熊式一在中國的淵源。

羅崗還提到，《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在中國香港出版的推薦語中，有一位寫《老舍在紐約》的英國學者安妮·韋查德。“為什么請她寫推薦語？我的理解是中國的現代作家在西方的世界其實有完全不同的形態，老舍在倫敦，包括老舍在美國，其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羅崗認為，隨著跨文化或者跨語際的研究，實際上有很多新的材料可以被納入進來，重新研究，“包括熊式一、老舍、林語堂等，這本書雖然是傳記，但是就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專業而言，實際上也拓展了一個非常大的空間，值得進一步的挖掘。”

在這本書的序言里，陳子善寫道，研究一個作家，建立關于這個作家的文獻保障體系是至關重要的。“ 魯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郁達夫、張愛玲……早已都有傳記行世，有的還有許多種。以熊式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現代中外文學與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應該而且必須有他的傳記，讓海內外讀者通過傳記走近或走進熊式一，對熊式一產生興趣，進而喜歡熊式一的作品，甚至研究熊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