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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外灘教育

(相關資料圖)

導言

當越來越多的亞裔涌入北美精英教育的圈層，大洋彼岸會發生怎樣的新變化？或許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口的流動。

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發現，為了避免和亞裔孩子競爭，不少白人居民正選擇離開。那么隨著當地亞裔群體的不斷擴大，這些亞裔孩子們將面臨怎樣的教育狀況，傳統的“亞洲卷”能讓他們找到出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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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失聯

亞裔孩子怎樣才能在精英大學的錄取中占據優勢？這是每個東亞父母都關心的問題。

從曠日持久的哈佛亞裔錄取歧視案，到聚焦亞裔學生的紀錄片《Try Harder!》，再到一眾特許學校取消入學考試，致使亞裔學生比例下降等事件，都訴說著亞裔學生在美國教育體系中的麻煩處境。

《Try Harder!》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又從數據的角度證實了這么一個現象： 美國不少經濟發達地區，隨著亞裔遷入，白人居民開始離開。

由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Leah Boustan牽頭的這項研究，調查了2000年到2016年，加州郊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口變化。她們發現， 平均每多一位亞裔學生，就會有1.6個白人學生離開。

根據Boustan教授更早的研究，在單純的種族偏好或房價影響下，每位亞裔最多影響一位白人離開，“1.6”這個數據顯然已經超出了這兩個因素的范疇。

而針對加州地區的這次調查，當地特許學校（一般是教學質量高、成績出色的公立學校）的招生記錄顯示，當亞裔進入當地，白人學生就會開始離開；而同范圍內的私立學校總入學人數也不增反降。

Leah Boustan

種種跡象都讓研究者們更加相信，教育競爭才是促使這些白人家庭離開的主要原因。報告中寫道，“這些白人家庭選擇直接離開該地區，而不是轉入其他特許學校、私立學校。以搬家的方式徹底離開這些亞裔聚集地的教育競爭，為孩子的大學申請爭取更大的機會。”

這種現象并不是加州的專屬。撰寫了《Race at the Top》的塔夫茨大學的社會學教授Natasha Warikoo就調查了美國一些中上階層、亞裔和白人聚居的郊區，那些2010年以前家庭收入就在10萬美元以上，中位數在前20%的城市。

“全美有34個城市符合條件，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庫比蒂諾和薩拉托加、得克薩斯州的舒格蘭（休斯頓郊區）、長島的西奧塞特和馬薩諸塞州的列克星敦。”那里高質量的公立學校吸引著眾多白人和亞裔家庭，也有很多白人在亞裔涌入后選擇搬家。

那么留在這些地方的亞裔學生呢？他們又面臨著怎樣的教育狀況？在“亞洲卷”的傳統下，他們能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過上自己喜歡的生活嗎？

目標是大學錄取

競爭在小學就已經開始

早在2017年，身為南亞裔的作家Anjali Enjeti就描繪過自己剛到亞特蘭大郊區某小鎮的場景：

在一個冬日清晨，她為自己最小的孩子參觀一所幼兒園。園長熱情地為她介紹了課程、辦學理念。在離開時，園長卻用警示的語氣對她說：“這幾年這里變化挺大的。”

Anjali Enjeti很快就明白了這句話背后的含義。接下來的十年，當地小學的白人學生從397人驟降到195人，占比從55%降到了23%。這些白人家庭甚至沒有完全離開Anjali Enjeti的視線，只是搬到了一箭之遙的另一個小鎮。

她最終忍不住去問鄰居搬家的原因，得到的大多是關于孩子教育的擔憂：

我家孩子擅長數學，但這里數學厲害的孩子太多了，這讓我家孩子感到自卑。

亞裔父母總是帶孩子參加課外輔導，這對“普通”孩子不公平。

高中競爭太激烈了，要上好大學我的孩子就得超過所有亞裔同學，這是不可能的事。

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者們聚焦的加州，同樣的情況也在上演。在她們整理的紛繁數據中，學術競爭低齡化的趨勢也越發明顯。

在加州，高中成績相對來說是最影響大學申請結果的。但是數據顯示，在研究涉及的學校中，9-12年級，每多一名亞裔學生，就有1.8位白人學生離開；在K-8年級，平均每位亞裔學生也會導致1.3位白人學生離開。

在考察了三種不同的學術評估方法后，研究者們發現，當亞裔學生變多，學校的整體學術水平（主要是數學和閱讀）有明顯的提高，但與此同時，白人學生群體的表現卻沒有達到同樣的進步。

研究者們通過API、STAR、SEDA三種評估分析學生的學術表現

其中，API是學業成績指數，它將各種考試成績與加州高中畢業考試的表現結合在一起；STAR是加州的標準測驗和報告計劃，在2-11年級進行；SEDA則是斯坦福大學教育數據檔案，是專業且可靠的教育評測項目。

對于學校里的白人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和以前同樣優秀，但身邊新來的亞裔同學比自己優秀太多，自己反而在班級里的排名落后了。

別看只是小學的班級排名，其實已經能夠預測到孩子進入高中，甚至進入大學、步入社會后的一些表現。

2018年，德國勞動經濟學研究所（IZA）的幾位研究者曾發布一份報告。他們研究了得克薩斯州所有公立學校22年的數據，發現學生在三年級的排名，就會影響日后的考試成績、AP課程分數、高中畢業情況、大學入學情況，甚至是19年后的收入。

如果一個三年級學生在班里的排名在前25%，而不是后25%，那么他在23-27歲時，工資每年能上漲7%，大概1500美元。

研究者繪制3年級排名和23-27歲時收入的關系

從這個角度來說，白人家庭離開也不無道理。對于余下的白人學生和大部分亞裔學生來說，他們確實會面對一個競爭更加激烈的教育環境。

在亞裔聚集的地方，學術成功的標準被大大提高。甚至出現了，“亞裔學生天生聰明，白人學生學業落后是正常的”這樣的想法。在一些高中，“亞裔不及格”意味著在學校作業中獲得B或B+，而“白人不及格”則表示得了F。

在亞裔聚集的硅谷重要城市庫比蒂諾，16歲的亞裔高中生Melanie Soo曾向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訴說自己的苦惱：“我的化學老師就是這樣，我都不敢向她請教問題，因為她覺得我應該都掌握了。盡管我學得很好，但我還是會感到害怕。有時我做完測試，其他人就會問我成績怎么樣，如果我考得不好，心里會覺得慚愧。”

在亞裔導演的紀錄片《Try Harder！》中，舊金山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洛威爾高中的升學指導就明確地告訴學生， 如果你是亞裔，那么在申請大學時，就要付出更多努力，但這也不能保證一定被心儀的大學錄取。

“雞娃”的刻板印象

或許是白人離開的催化劑

不管是作家Anjali Enjeti，還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者，大家都發現，白人家庭選擇離開，一方面是想退出和亞裔的直接競爭，另一方面則是和亞裔的教育觀念合不來。

“雞”娃、高強度補課、分數至上、不重視體育運動……蔡美兒的《虎媽戰歌》時至今日仍是許多白人家長心中亞裔家庭的代表。這自然就和強調孩子自我表達和自主性的“白人教育”產生了強烈的沖突。

這種矛盾與困擾在報道中并不鮮見：

曾在紐約布朗克斯做過高中老師的亞裔作家Jenny Zhang曾在文中回憶：“亞裔的成功常被認為是恐怖的——像無情的機器人，是虎式教育的產物，只關心考試成績，只求成功卻不問原因。”

加州圣馬力諾高中的一位白人媽媽，得知女兒沒能選上班級的social chair后，說：“我知道女兒有實力，所以我并不介意結果。但她說自己落選是因為亞裔都給亞裔投票，這讓我很困擾。”

蒙塔維斯塔高中是加州的金牌高中，在這里，平均成績得B，那就只能排到最靠后的1/3。校長也曾提到：“我們有很多優秀的學生，這很好。但這也讓GPA3.0的孩子的自我評價成了個問題。”

但在教育領域的專家看來，這樣的看法，或許只是一種刻板印象。

華盛頓郵報的教育專欄作家Jay Mathews有一對兒女。女兒在華盛頓一所亞裔學生只占5%的私立高中，兒子在加州帕薩迪納一所幾乎都是亞裔的私立高中。“要是我女兒知道有人說，她學校的學生沒有我兒子學校的學生那么追求成績和大學錄取，她準會氣瘋的。”

Jay Mathews說，在他報道的每一所優秀的公立高中，他都能看到一幅相似的畫像： 每個族裔的學生都希望能過上父母那樣滿足的生活，也愿意如父母所愿的那樣努力學習。

“如果追求學術卓越是亞裔父母的專屬，那我也是亞裔父母。”他還常對硅谷那些憂慮的父母說，“亞裔家長和我們沒什么不同，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他們。”

最近，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Linda Zou和華盛頓大學Sapna Cheryan教授共同發布的論文，還找到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她們在研究中發現，在白人為主的社區或學校中，少數族裔人口增加會讓白人家庭感受到一種外國文化威脅，害怕自己的美式文化或生活方式會受到沖擊。

這種擔憂往往來源于對各個族裔的刻板印象。而亞裔總是被認為是有能力的，受訪的白人群體大多擔心亞裔會在教育或經濟上超過自己。

斯坦福大學Stressed Out Students項目的負責人Denise Pope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現象。比如加州的帕洛阿爾托高中，全美STEM高中排名第24，41.7%為白人學生，35.4%為亞裔。學校成績亮眼，86%的學生閱讀達到了“精通”，80%的學生數學也達到了這個水準。

可想而知，學校的課程負擔也很重，作業多，學生壓力大。但很多亞裔家庭注意到，相當一部分白人家庭既沒有離開，也沒有對此有負面評價。

Denise Pope認為， “這說明讓白人父母感到不安的不是學術競爭本身，而是要跟亞裔學術競爭。”

白人主導的大學申請

亞裔學生的出路在哪里？

對亞裔學生來說，教育這條路上最重要的一個坎可能就是大學申請了。不得不承認的是，現在掌握升學規則話語權的仍然是白人。

比如近些年，美國各地大學都放棄了標準化考試要求，轉而采用更全面的錄取模式。

針對這個情況，亞裔作者Jay Caspian Kang在《紐約時報》上犀利發問：“如果白人學生處于學習成績食物鏈的頂端，這些變化會發生嗎？”

他也直言自己的想法，“如果精英大學真的希望校園實現經濟和種族多樣化，擺脫困擾著高中生的沉重學業壓力，它們應該停止為了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獨特的高等學府，而激烈地競爭。”

著有《Race at the Top》一書的塔夫茨大學的社會學教授Natasha Warikoo，也在采訪中提到，黑人活動人士幾十年來都沒能在SAT的問題上取得太大進展，現在白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她覺得不完全是巧合。

她還提到，在亞裔遷入的地區，白人家庭除了選擇離開以避開競爭，還有的家庭選擇了推動減少學術競爭——減少家庭作業，不再使用班級排名，不再選擇畢業致辭代表。

“有意思的是，從來沒有人談論過限制孩子們可以參加多少課外活動，或者限制在球場上運動的時間，或者類似的事情。”

面對這樣的情況，亞裔孩子的“亞洲卷”還能有效嗎？

至少在Warikoo教授看來，還需要多方長期的努力才能看到效果。

一方面，每個家庭、每個族裔的教育理念、方法，都有著背后的文化傳統。

一些亞裔移民家庭重視標準化考試分數，可能是因為父輩、祖輩就是在這樣的選拔制度下學習的；

白人家庭懂得如何通過學術以外的道路推娃，比如活動、體育等路徑，是因為他們知道精英大學想要更全面發展的學生；

就算是其他族裔的家庭，其實也在思考：上大學需要什么條件？那是什么樣的？孩子需要怎么做？

這些教育理念重點在于不同，而不是分對錯。大家都需要更客觀、理性地看待其他族裔的教育方法。

另一方面，破除刻板印象，更關注孩子自身的發展，或許是每個家庭都應該考慮的。

當很多研究者都從宏觀來談論教育時，斯坦福大學的幾位研究者就走進了庫比蒂諾，和幾十個中上層階級的白人、亞裔家庭深入訪談。在無數對話中，他們也看到，教育需要看到具體的孩子。

17歲的高中生Angelica Mills，就因為自己的白人外貌受到同學冷落。

“有次化學考試之后對答案，我說我知道怎么做，他們不屑地說‘哦，好吧’，然后就去問了另一個印度同學。我很多時候感覺，因為我是一個學術派白人女孩，所以沒有受到重視。”

同樣的，也有亞裔學生因為表現得不像個“亞裔”而受到種種困擾。

在舊金山的洛威爾高中，有喜歡參加各種活動、社交的亞裔學生，也有喜歡玩音樂的，也有不擅長數學、科學的……他們都是亞裔學生，但一些精英大學的招生官來學校宣講時，仍會時不時地透露出“覺得亞裔學生都是考試機器”的想法，就連學校老師也感到無奈，畢竟孩子們的努力他們都看在眼里。

洛威爾高中招生官的PPT

除了看到自身特質，孩子們的學業壓力、心理健康也應該受到重視。

同在庫比蒂諾生活的20歲混血兒Sasha Fong，回憶自己的高中時代，提到很多同學為了變得有全面的競爭力，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甚至有同學因此自殺。“雖然這不是經常發生的事，但它一直是一個問題。你不可能總是完美的學生，你必須預料到有一些事不能盡如人意。”

賓大的亞裔臨床助理教授Soo Kim Abboud 曾出版了《Top of the Class》一書，講述亞裔父母如何讓孩子獲得成功。

書中重視學業，鞭策孩子學習的方法得到了很多好評，但也有一些讀者對這種教育背后的價值觀產生了一些疑問：書中亞裔父母的教育目的似乎就是讓孩子獲得高收入，因而不鼓勵孩子從事“高風險”職業，但另一方面，孩子們似乎并沒有明確的學習目的。

有位讀者寫下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所有孩子都有能力，并且能夠進入高收入領域，那就太好了，但這不是現實。與其讓孩子過得不開心，不如教他們合理投資，再把更多精力放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上。”這個方法雖然不能說放之四海而皆準，但也能看到對教育目標的新解讀。

對于亞裔中產來說，追求學術卓越和更多的教育機會，以及贏得主流價值觀認同，既需要內力，也需要外力，注定是一條漫長的路。對具體的家庭來說，聚焦到自己孩子身上，教育或許是一個在學術表現和全面發展之間找尋平衡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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