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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部署，廣東高校建設正在邁入“收割”階段。

近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透露，已獲批今年起在提前批次招錄本科生，去年該校已實現研究生招生。

(資料圖)

與此同時，東莞兩所新建高校不久前對外公開最新進展：大灣區大學在去年初正式動工建設近一年后，第一標段于今年1月6日全面封頂；香港城市大學（東莞）一期校園建設已進入內部裝修階段，將于今年7月全面完工。根據規劃，兩所高校均將在今年招錄首批學生。

同樣計劃在今年實現招生的還有廣州交通大學。根據此前報道，該校以廣州航海學院為基礎、整合廣州地區交通類高等教育資源創建，建設目標為特色鮮明的高水平應用型大學，未來將覆蓋“海陸空軌”四個專業，覆蓋交通要素最全。

從某種意義上說，廣東高校發展正從量變走向質變。在過去幾年深圳先一步增設多所高校后，其他城市也紛紛跟上。從全國范圍來看，在今年招生的高水平新建高校中，廣東數量堪稱領頭。此外，還有諸多“候場者”：深圳海洋大學、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學正在推進，佛山、珠海等城市也還有“后備軍”等待“上馬”。

而隨著高校數量提升、網絡織密，關于“硅谷模式”在大灣區如何落地的討論，亦再度發酵。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不管是老牌的深圳大學，還是新晉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均提出充當大灣區“斯坦福大學”的期望。

往前一步看，隨著諸多高校落地，大灣區將收獲什么？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還要做什么？

“人才之渴”

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收獲人才。更準確地說，是符合大灣區產業發展需求的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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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重要性毋庸贅言。廣為人知的斯坦福工業園，為硅谷點燃了科技創新的火種。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整個90年代，硅谷由斯坦福大學教師和學生創辦的公司或有大學背景的公司，占比高達70%以上，其中不乏英特爾、AMD、NSC等明星公司。

反觀廣東，本地在校大學生規模仍顯不足。2021年，廣東高等教育在校生數量共408.82萬人，盡管占全國比重達到9.2%，但相較于廣東的人口規模，這個數字并不算高。

從每10萬人口擁有在校生數量來看，廣東為3223人，僅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136人）；而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數之比）方面，廣東則僅為57.65%，低于全國的57.8%，而作為對比，江蘇該指標為65%左右。

對于外地大學生，廣東的吸引力則有減弱趨勢。

早在2019年就有人發現，武大、華科兩所湖北TOP高校畢業生的主要流向地，湖北取代了此前長期高居榜首的廣東。根據2021年就業質量報告，武漢大學就業地為湖北和廣東的畢業生，占比分別為30.45%和18.92%，二者差距擴大至10個百分點以上，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生留鄂比例達到33.4%，同樣超過前往廣東的20.7%。

針對兩方面問題，新建高校能有效解廣東的“人才之渴”。

本地高校留粵一直是廣東人才的重要來源。根據一項研究報告，2019～2021屆廣東省本科畢業生，本地就業比例高達93.1%，其中外地本科生畢業后選擇留在本地的比例為58.3%，兩個比例均高于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

而根據幾個新建大學現有規劃，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擬在開辦10年內達到6000人的在校生規模，其中，碩、博研究生人數大約占53%，大灣區大學則計劃到2030年達到在校生10000人左右，本科與研究生規模比例約為1:1，學位規模增量之大可見一斑。

大灣區大學（松山湖校區）效果圖 圖片來源：東莞發布

人才培養只是第一步。將其與新興產業、地方產業發展相結合，已被先一步納入新建學校的發展思路當中。

港科大（廣州）今年計劃招收的首批本科專業為人工智能、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以及智能制造工程3個，均與當地產業發展實際相契合。而設立廣州交通大學，一個目的正是“解決廣東綜合交通快速發展、廣州建設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的需要”。

創新能力

其次，對于大灣區而言，格外重要的就是補齊基礎科研短板。

廣東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副研究員拓曉瑞等人此前撰文指出，盡管廣東近幾年基礎研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逐漸提高，但仍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從資金投入來看，2020年廣東省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投入為204.10億元，占研發投入比重為5.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0%），與北京（16.4%）、上海（12%）更存在較大差距。

具體而言，廣東基礎研究“兩頭在外”現象比較明顯。拓曉瑞等人分析認為，由于缺乏基礎研究方向決策和議題設置能力，開展基礎研究所需的平臺、儀器設備、基礎軟件、核心算法等嚴重依賴國外，導致廣東在前沿探索研究和重大原創性突破方面貢獻較少。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圖片來源：新華社

高校正是基礎科研的關鍵陣地。

北京交通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寧濱曾提出，高校有獨特的制度環境與校園文化，這是開展科學研究、產出創新成果的特殊土壤。通過發揮自身學科、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綜合優勢，高校也能夠成為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策源地。

而灣區不斷成型的高校格局，對于發展基礎科研還有獨特優勢。

新建大學中，由港澳大學北上辦學的不在少數。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認為，與當初硅谷類似，大灣區建設的第一步是通過“修橋”推動“實體道路”連接；如今，高校合作正是從軟件層面推動聯通的第二步。而比起硅谷少數學校牽頭形成的巨型大學系統，大灣區由高校合作辦學編織的網絡更為復雜，有望推動形成一種更多元參與的互動機制。

集聚發展，正是大灣區通過高校實現創新的重要來源之一。

對外經貿大學教育與開放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薛新龍等人研究發現，舊金山灣區內定位清晰、類型多樣的高校較為充分地滿足了本地企業的人才需求，高校之間搭建的合作創新機制，幫助各類院校堅持自身的人才培養定位，并保障了不同類型學校之間管理溝通的順暢有效。這種協同創新的傳統，為硅谷進一步變革、推動跨學科融合奠定基礎。

華南師范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高等研究院院長盧曉中此前接受采訪時認為，當下，科技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技術是跨學科、跨領域的集成創新，并非設計、材料、工藝領域的“線性創新”，有賴于高等教育集群發展。

集聚效應

在人才基礎和創新能力之上，如何讓大灣區的高校連線成網，更好發揮新一輪科技創新革命的集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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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硅谷從大學校園源源不斷走出創新企業的路徑略有不同的是，大灣區的創新從源頭上就更多依賴于一個強有力的企業群體。數據顯示，2021年，廣東共投入R&D經費4002.18億元，增長15.01%。其中，企業R&D支出為3407.63億元，占比高達86.7%，且以15.7%的增速拉動全局增長。而作為第二大來源的高校經費支出，占比僅5.6%。

事實上，現成的企業和產業基礎面前，外界對于新晉高校存在一種期待，即發揮“鯰魚效應”，帶動新一輪創新企業落地。

此前接受采訪時，作為高校創業者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就提到，廣深莞及周邊過去40年發展起來的供應鏈體系，能為學院派創業者提供巨大支持。隨著大灣區壯大人才隊伍、培育科創新生態，將能推動瞪羚企業成長。由此，大灣區很可能就是下一個世界級“硅谷”。

但不可否認的是，雖然數十年來不斷有人試圖復制硅谷的成功，但鮮有成功案例，也始終沒有出現“取代者”。對于這一現象，業內開始重新審視硅谷企業、高校和人才之間的關系。

199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麗·薩克森尼安曾寫下《區域優勢：硅谷與128號公路的文化和競爭》一書。她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發現，硅谷建立的一種“橫向協調”模式，模糊了公司與公司、公司與地方機構、管理者與勞動者、工作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界限，從根本上推動了企業創新的專注力和靈活性。

大學和企業之間邊界的模糊感同樣存在。

據經濟學家任澤平團隊分析，與傳統產學研“大學負責研究、企業負責商業化”的線性模式不同，斯坦福大學與硅谷企業之間建立了類似于“共生”的相互依存關系。

“研究成果的商業化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企業與大學之間還建立了合作研究、委托研究、人才合作培養、企業咨詢、數據共享、設備租賃等多形式、多主體的協作機制，例如斯坦福大學的BIO-X項目就與強生、諾華等十余家生物制藥巨頭合作開展如訪問學者助學金、資助合作研究、贈予基金等多種形式的研究計劃。”

對于大灣區來說，“下一個硅谷”的暢想可能并不一定是一個灣區版“斯坦福大學”，抑或一個中國版“斯坦福科技園”，關鍵是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機制，利用先行先試的創新探索，重塑政產學研的合作關系。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