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者，“頭銜”也。以“帽”取人在時下社會頗為流行，教育領域也是如此。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經常根據人才“帽子”的分類，確定引進人才的年薪、科研啟動經費、配套政策等，這原本也很好理解，畢竟各種“帽子”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標準。但這種現實之下，一些高校教師、科研工作者為了爭取“帽子”投機取巧，拉關系、走門路;而一朝拿到“帽子”，有的教學科研人員仿佛獲取了“護身符”“通行證”，有人變得驕傲自滿、不思進取，有人則只想著如何拿著“帽子”去謀取個人利益。

上述現象值得警惕。以“帽”取人的確為衡量人才找到了一條簡便實用的標準，但如果只認“帽子”不認“人”，很容易滑向“唯帽子論”。“唯帽子論”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破綻是：一位學者、教師拿到“帽子”前后，其實人還是那個人，水平還是那個水平，但前一刻還乏人問津，后一刻就變得搶手，如此選人、用人，難言科學。

社會上流行以“帽”取人，因為“帽子”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把人標簽化的結果。以“帽”取人的負面效應，即便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機會感受到。最近，國內各大城市在人才引進方面的“搶人大戰”備受矚目。有媒體發文指出，“搶人大戰”中，不少城市一味強調對高學歷、名校出身的人才的重視，引發了不好的輿論反響。

高學歷、名校出身的人才確實在社會上很多人眼中更為優秀，追捧他們可謂“城”之常情;但從理性角度來說，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人口規模、產業類型、未來規劃的城市對人才的需求本應是多元化的，不該“千城一面”地過度看重名校畢業生，對于不同學歷層次、專業背景、優勢特長的人才資源應當全面均衡地予以吸納。一些城市只盯著高學歷、名校出身的人才，并非務實之舉，且容易給人急功近利的印象。不僅如此，這種做法很容易形成示范效應，造成其他企事業單位的群起效仿。當社會上眾多用人單位越來越以“帽”取人，甚而大搞“唯帽子論”，過分強調人才的學歷、畢業院校等外在條件，不僅會埋沒大量人才，還會加劇當下本已相當嚴峻的就業形勢，加重廣大家長和學生的“學歷崇拜”“名校崇拜”，并傳導到基礎教育階段，加深公眾的教育焦慮。

事實上，在基礎教育領域，也存在以“帽”取人現象。最近，一位自稱“優秀教師、著名演講家”的人在新媒體平臺上大肆宣揚自己在成都某知名中學作報告的盛況，稱受到該校校長的高度評價，北京某教育類媒體還對報告盛況做了大篇幅報道。結果當事校長、媒體齊齊站出來辟謠，稱此事純屬子虛烏有，甚至根本不認識此人。盡管這位所謂的“優秀教師、著名演講家”很快現出了原形，但據知情人士透露，在一些基層中小學，各種來路的“專家”“名師”很有市場，不少學校之所以趨之若鶩，除了信息閉塞等客觀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對一些頂著各種大“帽子”的人盲目追捧，不加甄別。

當然，也不是所有“帽子”都是“香餑餑”，有些“帽子”就讓人避之唯恐不及。最近正值“金三銀四”的求職高峰期，不少畢業生卻因為頭上的“帽子”遭遇歧視。有媒體報道稱，在有關部門的種種明文禁止下，一些隱性就業歧視依然頑固存在，比如對“學生官”和“海歸”的歧視，他們分別被貼上了“浮躁、功利”和“學習差”的標簽。對于這樣的“帽子”，一些畢業生可謂欲摘不能，叫苦不迭。

以“帽”取人和以“貌”取人存在相似的謬誤，即過分看重個人單一方面的指標，而忽視了對人的素質和能力的全面甄別、考量，注定經不起實踐和時間的雙重考驗。前不久，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當前我國人才評價機制存在分類評價不足、評價標準單一、評價手段趨同、評價社會化程度不高、用人主體自主權落實不夠等突出問題，亟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建立科學的分類指導、分類管理、分類評價體系，則是眼下教育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

以“帽”取人固然能降低甄選人才的成本，但對其弊端也應有清醒的認識，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滑向“唯帽子論”。